上个月，美国田径队出于安全考虑取消了其奥运会前在日本的训练，训练地所在的千叶县知事熊谷俊人也表示，自己相信“美方做了当前状况下的最佳决定”，还有很多奥运队伍面临着类似的不确定性。
不过，在印度籍志愿者鲁德里卡看来，东京奥运会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周到。因精通马术，鲁德里卡是被特许入境日本的500名海外志愿者中的一员，她将在开幕式前3天飞抵东京。“虽然已经接种疫苗，但由于我来自印度，抵日后需要接受3天的强制隔离。东京奥组委的工作人员非常耐心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并安排酒店工作人员在隔离期间帮我购买生活必需品。”鲁德里卡告诉澎湃新闻。
“我非常尊敬东京奥组委，我相信日本(政府)会尽全力保障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鲁德里卡表示，她最近频繁收到奥运相关的邮件，包含更新的防疫规定和志愿者指导信息，并得知志愿者仅限于往返住处和场馆，“这么做非常安全，我没有任何顾虑，恨不得明天就启程。”
作为日本本土志愿者，垂见麻衣的心情与鲁德里卡形成鲜明对比，她说：“最担心的还是安全问题，志愿者将是新冠感染风险最大的群体之一。”
利益因素
疫情危机下，东京奥运会为何非办不可？答案并非那么简单。
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与东京奥组委签订的合约，关于取消奥运会的条款明确指出，选择权在国际奥委会(IOC)，而非主办城市。尽管奥林匹克宪章规定，IOC应该确保“运动员的健康”，并且推广“安全竞技”，但国际奥委会没有叫停的意向。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科茨5月曾表示，即使东京的疫情形势处于紧急状态之下，东京奥运会也仍将如期举行。“所有的防疫安排都是基于最坏情况下如何保护运动员和日本民众的安全来考虑的，因此(对于可否举行奥运会)，答案绝对是‘可以’。”IOC还表示，日本的负面舆论会发生转向。
国际奥委会作为推广奥林匹克的领导者，全力支持奥运会的举办无可厚非。不过，美联社称，这一非政府的民间组织需自筹经费以维持生存，收益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决策。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费用占IOC收入比重的75%，赞助商费用占比18%，取消东京奥运会意味着损失30至40亿美元。
当然，虽然东京作为主办城市可以单方面取消合约，但不仅需要支付违约金，还将自行承担所有风险和损失。日本最大的经济研究与咨询公司“野村综合研究所”估算，倘若取消东京奥运会，日本将损失1.8万亿日元，相当于2020年该国GDP的0.33%。
“用国际奥委会和经济损失来做挡箭牌，这都是政客的把戏。”反奥运团体NO Olympics 2020的成员首藤已经连续7年参与反对东京奥运会的抗议集会和宣讲活动，她说，这个组织在东京申奥成功之际就成立了，即使没有疫情，该组织也不希望举办奥运会。
一直以来非常关注东京都流浪者的首藤介绍称，“随着东京申奥成功，新国立竞技场开工，东京都数千名无家可归的‘野宿者’被驱赶出市民公园，多个小区被拆除，而日本体育振兴中心不断兴建自己的高层建筑。”
包括首藤在内，强烈反对东京奥运会的一部分人认为，在普通民众利益受损的同时，官僚和政客却从中获利，尤其是时任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竹田恒和2019年被曝涉嫌行贿换取奥运承办权，引发众怒。
事实上，相较经济利益，东京奥运会牵涉的政治利益才是政治人物们更为重视的部分。日本法政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宏伟对澎湃新闻表示，菅义伟希望通过成功举办奥运会保住首相之位，手握这份“成绩单”参加众议院选举，“只要奥运会期间不发生太大的事故，菅义伟的支持率势必会有提升。”
“当年，安倍晋三为申办奥运会立下汗马功劳，他肯定也希望顺利举办，自民党内主流意见都支持奥运。”赵宏伟补充说，从安倍执政开始，自民党似乎特别不在乎民意，而且众议院选举也并不依赖于直接民意，因为现在在野党比较弱，基本是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选民没有什么选择余地。
就东京奥运会举办问题，日本在野党伺机而动，在今年4月东京都再次进入紧急状态之时，抓住时机向自民党发难，在国会上三番两次要求菅义伟对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条件作出明确说明。菅义伟则以不变应万变，“尽全力实现安全、安心的大会”成为他回复奥运相关问题的标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