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乌兹别克斯坦医疗条件有限，丘索维金娜曾经描述说儿子所面临的医疗环境是：“角落里是堆成山一样的漂白粉——就用那个消毒。孩子在输血，桌子上还有老大的蟑螂跑来跑去……一次性注射器也没有，除非你自己带。一般的针头煮一煮就用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十次。”
医疗条件简陋，但治疗费用却非常昂贵，为了给孩子治病，丘索维金娜和丈夫卖掉了四套房子，两辆车，但还远远不够：“在阿利舍尔被确诊白血病的头几个月，我们几乎花光了毕生积蓄。我们卖房子得了6000美元，而光化疗用的胶囊就要3000欧元。房子肯定是卖便宜了，因为当时我们等不起，就挑一个最好的买家卖掉了。他说多少钱我们都同意。房子几乎白送，我们很伤心。”
由于在釜山亚运会上的优秀表现，丘索维金娜被德国科隆的丰田体操俱乐部看中，邀请她代表俱乐部参加比赛，一次比赛能有1000欧元的收入，一个赛季能有4000欧元。让丘索维金娜感到万幸的是，正是这家俱乐部救了阿利舍尔的命。
通过关系，丘索维金娜决定把孩子送去科隆治病，医生告诉他，治疗需要12万欧元，这个惊人的数字让丘索维金娜“完全乱了方寸。但是作为母亲，我必须要坚强。”
丘索维金娜说他们连一半的治疗费都凑不上，让她感恩的是，丰田俱乐部向她伸出了援手“我甚至没有来得及问他们。他们就对我说：‘你的儿子有困难，也就意味着我们有义务帮他。’”
这家俱乐部还通过媒体为阿利舍尔筹款。俱乐部经理宣布，所有给丘索维金娜捐款的观众，无论捐多少，都能享受购票优惠。俱乐部还给丘索维金娜在科隆租了房子并为她支付了房租。半年以后丘索维金娜办下了德国的工作签证，买了医疗保险，阿利舍尔的药品就免费了。丘索维金娜说“这简直拯救了我们”。
2002年，丘索维金娜参加了匈牙利世锦赛，世锦赛金牌在她眼中不再是荣耀，而是救命钱：“一枚世锦赛金牌等于3000欧元的奖金，这是我挣钱的唯一办法。”
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治疗，丘索维金娜不敢受伤，不敢生病，要参加一切能参加的比赛，因为“如果我受伤了，我的儿子将无法得到治疗。”“你未痊愈，我不敢老”是支撑丘索维金娜多年来坚持的信念。
“德国为我做了太多 我只能这样报答”
丘索维金娜参加了8次奥运会，其中2008年和2012年奥运会，丘索维金娜是代表德国参加的，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她获得了跳马银牌，这是德国62年来收获的第一枚体操银牌。从2006年开始，丘索维金娜为了治疗儿子的白血病，与德国体操协会达成协议，开始正式代表德国队参赛，而体操协会则负责承担儿子的医疗费用。丘索维金娜说“做出加入德国国籍的决定很艰难，但如果没有德国体操界人士的帮助，我的儿子可能早就离开人世了。德国为我做了太多，我只能这样报答。”
而因为加入德国国籍，在很长时间里，丘索维金娜从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宝”，变为“叛国”“变节”。
丘索维金娜2007年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曾讲述说：“2003年我被禁止去德国，虽然我2002年底才刚刚为乌兹别克斯坦赢得了一个世界冠军。不断有人对我说，我要捍卫祖国的荣誉。我试图解释，除了孩子的健康我别的什么都不在乎，我儿子命悬一线。当时还有人指控我自私自利，还有种种其他罪名。体操协会召开了会议，号召所有人投票反对我离开。”
让丘索维金娜伤心的是，反对者中包括她多年的教练思维特兰娜·库兹涅措娃，后来两人曾在一次国际比赛上相遇，库兹涅措娃担任跳马比赛的评委，“我们当时甚至一句话也没说，就像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了。”
2013年，丘索维金娜申请重新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出战里约获准。更早之前的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中，还是德国运动员的丘索维金娜以教练的身份带领乌兹别克斯坦队参赛。首次担任教练的她，带领着祖国的姑娘们拿下了女团铜牌。“能够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参赛，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这是我出生的地方。当我有机会再次代表祖国参赛时，我毅然同意了，我在这里出生并开始我的体操生涯，也想在这里结束我的运动生涯。”
在东京奥运会上，丘索维金娜将十指涂满了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国旗的蓝白绿指甲油。和丘索维金娜同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体操女将中，不少都现居国外，丘索维金娜说：“如果不是阿利舍尔的病，我从来没想过移民德国，哪儿也不打算去。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德国人，我记得自己的故乡。”丘索维金娜爱自己的祖国，对于德国，她充满感恩之情：“我不会忘记那些帮助过我的孩子的人。我是一个母亲。”
儿子的健康胜过所有的奖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