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本土球员薪金支出这个“大帽”之外，CBA还同时设立了绩效工资帽、奖金帽和外援工资帽，其中CBA冠军球队的奖金限额为2000万元。一直以来，针对外援的“军备竞赛”也是推高CBA俱乐部支出的一个重要原因。2020-2021赛季，CBA的外援工资帽为700万美元。不管一个俱乐部与几名外援签约，其包括奖金在内的总支出应不超过这个数字。
张弛表示，未来几个赛季，3200万这个基本工资帽数额(A）预计会保持稳定，而上浮(X)和下浮（Y）的数额可能会微调。
根据现行的工资帽制度，CBA联赛中本土球员顶薪的上限为3200万乘以25%，即税前800万元人民币。但是，在工资帽推出之前，有些球员与俱乐部签订的薪金数额超出了这个数字。为平稳过渡，采用了“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解决方式。联盟认可还在合同有效期内的老合同，但是新签订的合同必须严格执行对顶薪的限制。
“阴阳合同”能否根除？
张弛说，今年是CBA工资帽制度的元年，执行效果还有待检验。一方面，像新疆队今年流出的球员较多，上海队将李根交易到北控，都与俱乐部清理薪金空间有一定关系。到联赛注册期截止，只有个别俱乐部的薪金总额超出了4400万人民币的上限。另一方面，各俱乐部是否会严格执行工资帽制度？可能存在的“阴阳合同”现象是否会消失？现在还难下定论。CBA俱乐部会接受联盟的抽签核查，如果在赛季结束后被发现有不诚信的行为将接受处罚，轻则警告，重则取消俱乐部注册资格。
“我们目前的工资帽体系与理想状态比还有差距，但我们有信心完成好这件事，”张弛说。“首先，这件事是俱乐部的普遍共识。第二，我们希望通过规范化的薪酬管理，逐步管理好运动员、家长和身边人的预期。联赛是一个共生关系，多方利益需要平衡。如果球员在联赛中表现出色，除了工资收入之外，他还能从商业赞助等方面获得收益。我们也希望俱乐部除了靠资金投入之外，也通过俱乐部文化建设、硬软件环境等吸引球员长期效力。”
张弛承认，目前的工资帽体系肯定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现在关于俱乐部顶薪合同的界定，只要在本俱乐部工资排在前三位的合同就算是顶薪合同，有可能出现A俱乐部的“顶薪”与B俱乐部的“顶薪”相差甚远的情况，也有球员对此提出了一些意见。CBA联盟将根据各方反馈，在今后进一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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